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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嵩年政見芻議

陽泉市政府 www.qlgtiv.live 2012-11-28 16:42 來源: 放大 正常 縮小

  盂縣古邑,人杰地靈,自古以來就是崇尚教育的文化之鄉,文人學士層出不窮。據不完全統計,唐朝至清末,盂縣就先后出過496名舉人,其中有進士175名,他們的任所,從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國,朝廷尚書省六部中也不乏盂縣學人,田嵩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  田嵩年于清嘉慶二十五年(1820)以優異的文才榮登黃榜,歷任翰林院編修、翰林院侍講學士、南書房行走、朝廷考官、奉天府丞兼學政、順天府尹等職,從政16年。政績無多記載,詩文多有著述。從他的詩文和有關史料中,頗能窺其政治觀點於一斑。探討田嵩年的某些政治見解,對於我們研究三晉文化、弘揚民族精神、也許有所裨益。本文擬對田嵩年的生平事跡和部分政治觀點作一個簡單的介紹,拋磚引玉,以期引起學界同仁對田嵩年研究的興趣。

  一、田嵩年其人
  田嵩年,字季高,公元1788年出生于盂縣北關村的一個官宦世家,其祖父名化龍,嘉慶戊午年歲貢、甲子科欽賜舉人,乙丑會試備卷欽賜國子監學政,后任河南內黃縣知縣。其父田興梅,乾隆癸丑年進士,歷任云南省富民縣知縣、歷署大理府兼云龍州知州,后任河南內黃縣知縣。
  嵩年自幼聰敏好學,七歲能詩,十三歲隨父宦跡云南,既飽歷江山勝跡,又依父於署中勤奮讀書,并攻習書法,學業大進。嘉慶丁卯(1807)年,禮部尚書黃鉞到山西督學觀風時,發現了田嵩年這個人才,對他大為賞識。在黃公的大力栽培下,田嵩年于庚午(1810)年以優行貢赴京朝考,取二等,充八旗官學教習,留都供職,依黃鉞門下,為掌文翰之事。嘉慶二十四年(1819)年中舉,翌年考取進士,留翰林院。道光三年(1823)授翰林院編修,奉旨南書房行走。戊子(1828)年奉命到廣東任正考官,在粵聞父喪,星夜返籍,又遇母喪。守制其間,應聘于晉陽書院主講。父母喪事三年期滿后,又入都供職,仍值南書房行走。癸巳(1833)年大考翰詹,欽取一等第一名,授翰林院待講學士。第二年,授奉天府丞兼學政,任職期滿,升順天府尹,因操勞過度,于道光十六年(1836)正月卒於任上,英年早逝,終年僅49歲。
  田嵩年出身于書香門第,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十一、二歲時,與其二、三兄同案讀書,課畢靜聽他們所習功課,便能熟記和理解其中的意思,其聰慧可知。和其他文人一樣,田嵩年從小接受的教育,自然是四書五經,孔子學說,一開始便奠定了儒家的思想基礎。所以到后來,他的為人從政,都極端地溫良恭儉讓,仁義禮智信,這一點一直受到其學友和同事的贊許。難怪黃鉞來晉陽督學觀風時,一眼就看中了這個晉東才子,特拔之肄業晉陽書院,并留署中親自督教,終于以優貢赴京朝考取二等充八旗官學教習。因任在黃公館,當時黃鉞為南齋故事翰林供奉,凡御制文、詩、聯句,都要先經黃鉞先擬注,后經呈上朱筆點定,然后才抄寫出來。這是一個相對秘密的工作,黃公深信嵩年“端謹獨深”,便把這個工作交給了他。嘉慶皇帝看到禮部行文殊異,即問黃鉞:“汝年近七旬,亦有代筆者否?”,“黃鉞遂將嵩年為文之事相告,皇上特賜大緞一匹。”因此,嵩年越發勤奮讀書,每日寅刻即起,燈下自律功課,數年如一日,終于己卯年一舉成名,第二年中進士。
  從田嵩年的考卷中,我們可以看出他卓越的文墨功底,且不說他的書法秀麗工整,從文章本身看,他的每篇論文說理透徹,言簡意賅,起承轉合,法度嚴謹,故而博得諸位考官的贊賞。他們在田的朱卷上用最美好的詞語加批,如:“靈心肆映”、“水到渠成”、“清言霏屑”、“文寓陶均、思通微渺”、“根底盤深、真力彌滿”等等,真可謂字字珠璣,完美無缺、妙不可言。在《仁者先難而后獲》一文后,本房加批:“題中無一字放空,正無一字跖實,其用筆之妙,所謂如觀山水,徙步而形勢不同者也。”在《君子學道則愛人》一文后,本房加批:“說理圓融,吐詞蘊藉,氣味濃厚,品格高騫,茍非養到功深,詎能臻此純詣”。像這樣的批語,多不勝舉。可以想見,田的文才真使考官們感動殊深,推崇備至,以致不惜動用最美好的言辭給予高度的評價。就連他的書法也使考官們大為驚嘆,說他“鋒藏畫中,力透紙背,直入歐蘇曾王之室,專攻墨裁者自應望而卻步。”評價之高,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,由此可知其書法功力深厚。
  田嵩年不但文章寫得好,詩也寫得很精妙。考卷上有他的一首詩《賦得惠澤成豐歲》:
惠澤沾無際,豐年取次成。
定知排溜滴,遙慰此閭情。
煙隴方勤耨,花村想勸耕。
流甘人荷被,欽醴物桐生。
后約期篝滿,先機快缶盈。
吉應占牧夢,香待熟蟬鳴。
土脈催犁洽,塵氛灑道清。
醲膏敷下尺,歡浹太平氓。
  詩中描寫久旱逢甘霖的歡樂心情,語言清新自然,極富陶謝風格、老杜情懷。此詩的確寫得不錯,難怪考官先生的大筆批曰:“銜華佩實,浚發巧心。”正因為田嵩年擅長詩詞,在朝為官時,與皇上和大臣多有唱和之作,清詞麗句,歌功頌德,頗博得皇帝的歡心。不過,這其中多是粉飾太平的應景文字,很難談得上什么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  田嵩年確是一個博學古今、文思敏捷的奇才,在南書房行走期間,嘗取史籍中歷代名臣列傳凡有關朝章國典吏治民生諸說,均博觀熟繹之,因而對朝中行文諸事,應付自如,多得皇上賞識。對皇上交給他的差事,也是盡心竭力,勤政有方。田在任奉天府丞兼學政時,以端士習、整風化為先務,課試各生,終日坐堂,試卷親為點校,親丁幕友無所攜。明年冬,升順天府尹,廷寄促赴任,抵任值雪澤廷期,糧價騰貴,田嵩年則嚴禁閉糶,糧價以平,人心大定。又擬取呂新吾實政錄所載編制、保甲諸要政,次第施行,因操勞過度,氣脫致殞。
  皇帝聽到其去世的消息后,深為嘆惋,仔細詢問其病況及家事,寵遇之隆,一時莫比。身后崇祀晉陽書院三立閣,生平所著有雜詩一卷,又《夢琴軒詩》一卷。

  二、田嵩年的主要政見
  田嵩年步入清政府統治集團中樞時,適值嘉慶去逝,皇太子旻寧登極君臨天下,世稱宣宗。宣宗稱帝后,很想有一番作為,以規復“康乾盛世”舊觀。可此時的大清王朝雖無戰事,但百病叢生,要振興祖業,當從何處入手呢?他曾向身邊的文武臣僚求策。而田嵩年認為:當前盡管官場風氣江河日下,整個國家破爛不堪,但與前面的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幾朝相比,清政府終于取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喘息時機,他把這一時期稱之為“閑暇時期”,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見解。
  田嵩年的政見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。一曰:“政在養民”,一曰:“刑以齊民”。
  (一)“政在養民”
  田嵩年“政在養民”的這一政見,集中表現在他的《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,以善養人然后能服天下》一文中。此文開宗明義:“服以養得善同而效異矣,善服人養人,同一善也,卒之服焉者在此不在彼,而謂斯人可強致哉!”這里的實質是“養”,也就是“調養”。在封建社會里,統治階級對人民的統治稱作“牧民”,比如將州長稱之為“州牧”。而“服以養得”則是建議統治者要想達到征服包括滿漢民族在內的廣大人民的目的,就必須實行愚民政策,只憑所謂“善政”是不行的。我們知道,清代雍正朝,曾推行過“攤丁入畝”的稅收制度,歷乾隆、嘉慶朝,直至道光元年才改丁歸地。這說明清政府把“攤丁入畝”當作為天下萬世利,吏民不擾。然而,到嘉慶剛剛登上皇帝寶座,就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、楚、陜白蓮教大起義,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統治。嘉慶十八年,北方大地又涌起了農民起義的風云,滑縣的李文成和北京大興縣的林清領導了京畿豫東農民起義。人民的抗清斗爭彼伏此起,連連不斷。田嵩年親身經歷了這一時期,目睹了這樣的事實,在總結歷朝施政撫民的做法時,他認為給民施以小恩小惠效果不佳。他在《致林少穆前輩書》中說:“竊嘗觀醫師之愈疾也,急則治其標,稍緩焉必培本以復元氣,而后疾源可除也, 侍以為治者非貧寡之患,而人心風俗之患。貧寡、標也,所以致此有本。”這里,田嵩年援引中醫學中標本之論,說明治國須治本的道理。他認為林則徐賑災之舉,不過是治標而已。要想治本,就應當“崇本抑末”。他說:“嘗觀帝王之謨猷,往往不急於得民”,對民應當慢慢調養,達到“上下相感”。而要達到“上下相感”,必須“智取”,因為“斯民難強之使從”。
  怎樣“智取”呢?田嵩年認為:“惟深之以德禮者,其效如神。”這就是說,只要把“德、禮”深深地灌輸到人們的頭腦里,使民心領神會,才能達到“智取”的目的,這樣的效果是很神奇的。因此,他發出了“然則禮樂可不講哉”的感嘆。要達到此目的(即“深之以德禮”、“講禮樂”),田嵩年又提出了兩條主要措施:其一,立官以治民。田嵩年深知政治路線確立以后,官吏就是決定的因素。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吏治措施。這一政見集中表現在《賢者在位,能者在職,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》與《擬上尹竹農中丞書》兩篇文章。在前文中,田嵩年將吏分為“有德之士”與“有才之士”二類。所謂“有德之士”,指“與我共腹心”者;后謂“有才之士”,指“為我供指臂”者。“與我共心腹”者,即“賢者”;“為我供指臂”者,即“能者”。對於賢者,要給予高官厚祿,擔當統治者的謀士;對於能者,就是要委以重任,為統治者充當干將。在后文中,田嵩年指出,嘉道年間,在各級地方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官員中存在有三個弊端:第一是“狡黠之吏”,他們善事權貴,巧中傷人,“平日不能以之自律”,常常“以變通權宜為名,而實則以自匿,意在愚民”,這不過是一群貪官污吏罷了。第二是“庸猥之吏”,他們見識淺陋,無德無才,“不知法度為何物,一味顢頇了事”,每日吃喝玩樂,虛度光陰,這是一伙糊涂官,是些昏庸之輩。第三是“安靜明白”,他們自恃聰明,鼠目寸光,他們剛當官上任時還表現比較好,“久矣則又視為一切不必”,便躺倒不干了,這是一班沒志向、沒有恒心的小人。田嵩年認為:“天下官民皆在紀綱法度之中”,所以,以法治吏實為要事。其二,“養之以學校”。田嵩年飽學多識,又據他的經歷,總結出了要培養忠於統治者的人才,必須從娃娃抓起的措施。這集中表現在他的《君子學道則愛人》與《整飭習敦尚實行諭》兩篇文章中。前文提出:“圣人以道范天下,而學問必先責”。很顯然,他是要儒生成為優秀官吏的預備隊員,從小就要抓文(文化知識)、行(德行)、忠、信。培養當官、當優秀官吏的素質和本領。這是孔丘“學也,祿在其中矣”的具體化。這樣的學校培養出的儒生,再不是“俗吏”,他們在進入仕途后才能“以儒雅靖器凌”,“擴之足以宰天下”。因為這些儒生能夠“本經術為治術”。后文則認為,有了這樣“溫文爾雅”的儒生,就可能讓他們“輔翊圣化”。而要培養這樣優秀的人才,必須:“講而身踐”,這就是他強調的“敦尚實行”。他甚至具體提出了培養儒生的目標和方法,他不希望這些儒生當時和將來僅僅能夠以“燈紅”對“酒綠”,而應“先器識而后文藝”。這里的“器識”,照田嵩年看來,包括“志向”,“行履”與“德量”三個方面,反對“品行不端”、“心術不正”。在修行的方法上,田嵩年在《成已人也、成物知也、成性德也》一文中,講的更為具體,他指出“故君子惟自盡其性以全其所以為德,全其所以為德,則德中為之為仁為知,皆不假他求者也”。你看他是多么重視人的個性、氣質?修行不能千篇一律,而必須“自盡其德”。果然能夠如此,那么,“雖愚必明”,“雖柔必強”。衡量學業的好壞,他不重視考卷的優劣,他認為:“吾學不以目前為衡,而以將來為衡”。
  總之,“立官以治民”、“養之以學校”是田嵩年“政在養民”這一政見的主要方面。這是從他“服以養得”這一主體思想生發出來的兩翼。其實則是:征服廣大人民(包括滿漢人民在內)的心。他的結論是“服天下者服民心”,“王天下者不急于服人”。
  (二)“刑以齊民”
  田嵩年提出“刑以齊民”的實質就是說要用刑罰來迫使民眾與統治者步調一致。
  在本文開篇中已介紹過田嵩年其人,他出身官宦之家,七歲學讀詩書,直到三十三歲才中進士,選翰林,但并不書生氣,他是一個有心計的人。他在隨父官署學習時,耳濡目染,悟出了“調養”不是萬能的法寶,還必須有過硬的一手才行。這“刑以齊民”的政見,集中表現在他寫的《擬上尹竹農中丞書》,與《賢者在位,能者在職,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》兩篇文中。他提出“刑一人以警千萬人,正一人以正萬民”的主導政見。而且他又具體地提出:“任用者”要有“盡柄之操,治日自舒長”的意見,不能只有“虛聲”。他又指出“從來政事之要,在飭綱陳紀”的實施綱領,并具體分析了當時吏治的主要弊端,認為“天下官民皆在紀綱法度之中”,人人都必須以紀綱法度“律己”,人人都“守本分”,“不能則強凌弱眾,暴寡顛倒,是非詐偽百出又必至之勢也”。
  田嵩年還進一步提出:執行“刑以齊民”的關鍵在“官”,令他們不得“茍且姑息”,達到“一民志”的效果。何謂“一民志”呢?即統一民心也。他認為當時的官吏狀況是“今之所謂清官者,不於詞訟受賕而已”。這就是說,什么叫清官,只不過是一些沒有被以貪污受賄罪告上法庭的官吏罷了。田嵩年所以提出“刑以齊民”的關鍵在“官”,即是針對這一現狀而言的。所以,“與民以柄”之先,必須首先“以紀綱法度”正官。然后才能讓他們“有尺柄之操”,以便“治日自舒長”。
  田嵩年“刑以齊民”的政見其實質是什么呢?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表達,那就是:說不服,就打!
  綜上所述,田嵩年的主要政見是兩個方面,一方面是“政以養民”,一方面是“刑以齊民”。其實質是征服廣大人民的思想與行為,照田嵩年的話說,是讓他們都“忠厚和平”。值的玩味的是,“忠厚和平”的內涵,如果再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表達,那就是:把老百姓馴養成會說話的工具!

  三、田嵩年的政見評析
  田嵩年的“政在養民”、“刑以齊民”的政治主張,從主觀意圖上是有其積極的一面。嚴格地說,這不能說是他獨到的見解,他只不過綜合古哲先賢文武之道而提出來的一個通常的治國方略。那么,應該如何評價他的這些觀點呢,我認為:
  (一)田嵩年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響很深,再加上他后來進入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做官,政治地位較高,因此,他是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,竭力維護封建統治。他的政見偏重於如何治理國家,如何進行吏治整頓,“政在養民”、“刑以齊民”從要建立一個統一的、多民族的安靜、昌盛的國家這一目的來說,確實不失為一個好的想法,因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,教育人,引導人,再加上法治這是十分必要和必不可少的,舍此,這個國家將會像無堤的洪水,自由泛濫,危及社會。
  (二)田嵩年“刑以齊民”的關鍵在“官”的認識實在是一針見血,切中要害。他所指的“官”,是指在統治者統治之下的府、州、縣官。的確他們的為政不廉,他們的貪污腐化,他們的奢靡無度,他們的貪贓枉法,賄賂公行,宗宗件件都會在包括滿族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心中抺上一層陰影,都將會動搖統治者的地位,官逼民反這是血淋淋的歷史,并非危言聳聽。
  (三)田嵩年政在養民“養之以學校”的主張不能不說是一種很有見地的“政見”。其實這是一個通用的原則,任何一個統治者都要把教育作為他的工具。孟子早有言:“善政、民畏之,善教、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,善教得民心。”說明教化的重要性“是故古之王者,建國君民,教學為先”,所以,《學記》引用了《尚書》的《兌命》篇的話說:“念終始典于學”,就是說,統治階級要想到始終以教育作為治國立身的法則。當然,誰擁有統治地位,學校和學校“養”的學生,就必然會為誰服務,這也是統治者要追求和達到的目的。
  (四)田嵩年提出“政在養民”。不是把人民看作是國之基石,而是當作一些群氓和馴服的奴隸,這當然也是由于其階級地位所決定。清朝自開國以來,皇帝便把臣子當奴仆、狗馬一樣看待,為了樹立皇帝至高無尚的權威,“未嘗不仇天下之士,去人之廉,以快號令,去人之恥,以嵩高其身。”說到底,“養民”的目的,還是有利于他的統治。
  (五)田嵩年“政在養民”、“刑以齊民”政見的提出,最大的錯誤就是脫離實際,不合時宜。為什么這么說呢?封建王朝的統治到了嘉慶、道光年間便顯得衰敗了。這時,史稱“康乾盛世”已經成為過去。當時州、府、縣這些地方官靠合法貪污和額外搜刮發財,同時也靠上司和京官在皇帝面前說好話保烏紗帽;京官或上級官員則靠府、州、縣官及下級官員送禮供其無度揮霍,反過來又包庇貪官污吏橫行不法。久而久之,上行下效,上下左右層層結交依附,官官相通,以致官場風氣江河日下,整個國家機器破朽不堪,四海之內一片秋色。同一時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大詩人龔自珍認為,嘉慶、道光以來國勢陵夷,已經到了“日之將夕”的衰世。他說,從表面上看來,“文類治世、名類治世、聲音笑貌類治世”,而骨子里卻不行了。面對這樣一種情形,田嵩年想到的不是改革弊制,強國富民,而是竭力粉飾清廷,認為道光時逢盛世,國家承平日久,天下恬然,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。所以他主張的“養民”“齊民”的觀點實際是開出了一劑與“病”無關的錯誤藥方,自然無濟于事,甚至會延誤了治病的機會。這也可以看出田嵩年的思想局限,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所處的地位,決定了他不可能提出比這更為先進的政治見解,我們也不能一味地過分苛求于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系盂縣人大文教委員會原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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